同时,沈峰从这张网里看到了沈家。
一个来谈土地项目的开发商。
酒过三巡,那人红着脸抱怨京海的地产生意越来越难做,好地块都被“那几家”垄断了。
那人掰着手指头数着,城东那片是沈氏集团的,城南那块也是沈氏的,连市中心那个刚批下来的商业综合体,背后的大股东还是沈家。
第二次,是一个从税务局退下来的老处长。
苏牧请他喝茶,聊的是当年国企改制时的旧事。
老处长说到八十年代末那场针对投机倒把的大检查,忽然感慨了一句:“那会儿多少人都倒了,就沈家,一根毫毛都没伤着。人家上面有人。”
陶哥问有多“上”,老处长伸出食指朝天花板指了指,没有明说。
第三次,是一个做外贸的老板。
他在酒桌上喝多了,拍着桌子骂沈家抢了他的项目。
他本来谈好了一笔纺织品出口的单子,合同都拟好了,结果沈氏集团半路杀出来,用一个更低的价格截了胡。
在座的人没有人接话,也只是端着酒杯微笑。
第四次,第五次,第六次。
每一次有人不经意地提到“沈家”这两个字。
这一个寒假他已经见识了太多。
但当这些信息一点一点拼在一起的时候,他还是感到了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寒意。
沈家不是一个人,不是一桩生意,不是一笔钱。
沈家是一台精密的机器,上面的每一个零件都安插在关键位置上。
政界的、商界的、司法的、媒体的,每一个零件都在为这台机器的运转提供动力。
而他的父亲沈修远,只是这台机器上一颗被拧下来扔掉的螺丝钉。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,很快就到了年关。
京海街头的年味越来越浓,梧桐树的枯枝上挂满了红灯笼,商场门口贴着倒过来的福字,空气里偶尔飘来几声零星的鞭炮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