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下立刻举起了一片手臂,如同雨后森林里冒出的蘑菇。
提问者来自各个领域:伦理学的、科技哲学界的、社会学界的,甚至还有两位研究法哲学的教授。
问题五花八门,有的紧扣演讲内容,要求进一步澄清“话语伦理”在具体生物伦理争议中的应用,有的则更具挑战性,质疑哈贝马斯理论在非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普适性,还有的则结合当下科技发展的现实,询问其对基因技术监管的启示。
气氛比刚才更加活跃,也更具挑战性。
李乐的工作进入了另一个阶段。不再仅仅是单向的传译,而是成了双向的桥梁。
他需要迅速理解提问者的问题核心,用简洁清晰的德语转述给哈贝马斯,同时,又要将哈贝马斯那带着思辨色彩、偶有长句的回答,精准而流畅地翻译成中文,确保提问者和在场听众都能准确理解。
这又是一个对反应速度和专业素养的极大考验,好在李乐准备充分,且对相关领域涉猎颇广。
他时而侧耳倾听,快速在笔记本上记下关键词;时而转向哈贝马斯,复述问题,重点突出,待哈贝马斯回答完毕,他又立刻转向观众,用中文清晰传达,遇到特别复杂的概念,还会稍作解释性补充。
“这位老师的问题是,”李乐转向一位,“在您的话语伦理框架中,如何确保所有相关者都能有效参与讨论?”
“比如,在涉及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议题上,胚胎本身作为潜在的、未来的相关者,其声音如何被代表?这是否会陷入一种代表的伦理困境?”
问题很犀利。李乐翻译时,特意强调了“代表”和“困境”两个词。
哈贝马斯听完,沉思片刻,缓缓答道,“Eineschwierige,aberentscheidendeFrage。DerAnspruch。。。。。。nichtvergessenwird。”
李乐略一思索,“这是一个艰难却至为关键的诘问。代表未来世代利益的主张,确为任何关乎未来的伦理学都无法绕开的根本难题。”
“在话语伦理的构想中,要害并非越俎代庖,替无法发声者代言,仿佛我们能确知其所欲。”
“其精义在于,要求吾人于当下的论辩之中,蕴含一种反身性的自觉,将那些可能的、未来的视角与利益,系统地纳入考量范畴。关键在于,将倘若他们在场,将会如何?这一设问,通过特定的程序设置,使之不至于在当下的决策中被漠视或遗忘。”
“反身性的自觉”、“纳入考量范畴”、“程序设置”,这些词,抓住了哈贝马斯回答的核心,又用清晰的中文将其层次分明地呈现出来。提问的教授听后,沉思着点了点头,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。
整个提问环节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,气氛热烈而有序。
李乐始终站在哈贝马斯侧后方一步之遥的地方,神情专注,如同一个精准而高效的枢纽,在德语与中文、提问者与回答者之间穿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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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仅传递语义,有时还会在征得哈贝马斯同意后,对某些过于专业或语境特定的概念,用更贴近中国学者思维习惯的方式稍作解释。
他的表现,让哈贝马斯几次投来赞许的目光,也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与会者的注意。
人们开始意识到,这个站在哈贝马斯身旁、英俊得有些过分的年轻人,并非只是一个语言工具。
他对双方理论脉络的熟悉、对问题关键点的敏锐把握、以及在两种语言和思维模式间灵活切换的能力,使他成为了这场高质量对话得以深入进行的关键一环。
不少人已经在交头接耳,“这小伙子是哪里的?研究生?博士生?导师是谁?”
研讨和提问比预定时间又延长了近一个小时。终于,当主持人最终宣布活动结束时,礼堂里再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。
这次掌声,既是给讲台上那位远道而来的思想巨匠,似乎也有一部分,是给那位始终从容、精准、展现了优秀学术素养的年轻翻译。
。。。。。。
回到燕京饭店时,已是傍晚。天际线被夕阳染成一片暖橙色,高层建筑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金红色的光。街上的车流开始拥堵,尾灯连成一条闪烁的红色河流。
李乐陪着哈贝马斯和爱丽丝回到套房。老爷子脸上带着演讲后的疲惫,但眼神依然清亮。他解开领带,舒了口气,对李乐说,“李,今天……非常好。你的翻译,不仅清晰,而且……有思想。我听到了几个很精彩的转换。谢谢。”
“您太客气了,博士。这是我的荣幸,也是学习。”李乐诚恳地说。这半天高强度的脑力劳动,累是累了点,但精神却处于一种奇异的亢奋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