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哈贝马斯身上。
院子里的宫灯,檐下的光线,以及特意打过来的柔和面光,让这位老人的面容显得格外清晰,每一条皱纹都仿佛镌刻着思想的年轮。
哈贝马斯整理了一下思路,用他惯常的、努力清晰实际含混而缓慢的语调开始讲述。
李乐紧随其后,但有意让自己的声音比下午在讲堂时更低沉、平缓一些,身体语言也更收敛,努力将自己“隐身”在哈贝马斯的话语之后。
这一次,他更加注意用词的平实与通俗。
毕竟,在场的并非全是学院派,有搞艺术的,弄音乐的,写书的,做出版的,还有媒体人。太学术化的语言,会制造隔阂。
哈贝马斯从最基本的道理讲起。
他说,我们常常误解了“讲道理”的目的。很多人以为,争论、辩论、讲道理,是为了“赢”,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,对方是错的。
但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,是“策略性行动”,是把语言当成了争夺胜负的工具。
“真正意义上的讲道理,其目的不是战胜对方,而是与对方一起,寻找那个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更有道理的答案,是为了达成共识。”李乐翻译道,尽量将那些复杂的德语概念转化为口语化的表达,“沟通,不是权力的压制,也不是策略的操控。而是我们坐在一起,拿出各自认为站得住脚的理由,共同去寻找一个更好的、更能被我们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。”
他谈到语言。语言是什么?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。如果仅仅把语言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,那是一种“工具理性”的滥用,是把他人也当成了工具。
语言,更应该是我们相互理解的桥梁。我们说话,是为了让对方明白我的意思,也是为了我能听懂你的心声。语言应该服务于“相互理解”,服务于人与人之间的“团结”。
接着,老爷子说到那个着名的“理想言谈情境”的四个基本规则。而李乐翻译时,用了更形象的比喻:
“第一,大家得是平等的。甭管你是教授还是学生,是老板还是员工,是有名儿的还是没名儿的,坐在这儿想说话,都有资格开口。身份、职位、资历,在这儿不好使。”
“第二,什么话都可以质疑。我说个什么,你觉得不对,随时可以站起来问,凭什么?不能拿老祖宗就这么说的、规定就是这样的、这不明摆着吗这种话压人。怕质疑的,往往自己心里头虚。”
“第三,得说真心话。你想什么,要什么,难处在哪儿,得老老实实说出来。不能因为害怕,或者想讨好谁,就说假话、套话。真诚,是沟通的底线。没了这个,后面全是瞎扯。”
“最后,听谁的?听更有道理的。大家把理由都摆出来,看哪个理由更站得住脚,更经得起推敲,咱们就按那个来。不能谁官大听谁的,不能谁嗓门大听谁的,也不能谁人多听谁的。就认一个,理儿。”
老爷子说的很慢,李乐翻译得也从容。
院子里极静,只有老人舒缓的德语和李乐清朗的中文交替响起,伴着晚风穿过竹叶的沙沙声,和远处昆明湖水波轻轻的呜咽。
“我知道,这听起来像乌托邦。”哈贝马斯微微笑了笑,那笑容里有些许自嘲,更多的是坚持,“在现实世界里,权力、金钱、偏见、情绪……有太多东西阻碍我们实现这样的交谈。”
“但正因为现实不完美,我们才需要这样一个理想作为标尺。用它来衡量我们的现实,用它来批判现实中那些扭曲的、不平等的、不真诚的伪交流。同时,也用它来指引我们努力的方向,哪怕每次只能前进一小步。”
“好好说话,不仅仅是一种社交礼貌。”他总结道,目光变得深沉,“它是在尊重每一个他者的前提下,以真诚、理性、平等的方式,共同寻求真理、寻求共识的沟通伦理。它是一种实践,也是一种理想。是我们这个日益复杂、分歧日增的世界,仍然可能和平共存、理性合作的希望所在。”
一段不长的开场白,却将“交往理性”的核心要义,用极其清晰、甚至堪称朴素的语言勾勒出来。
没有炫技的概念堆砌,没有复杂的理论推演,就像一位老人,在跟你聊怎么跟人好好聊天这么件小事。
但恰恰是这种化繁为简的讲述,让在座许多并非哲学专业出身的人,也频频点头,若有所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