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爷子欣然应允,说“乐意至极”。于是,行程里便多了这一项。
随之而来的便是极其审慎的筹备。宋主任亲自出面,名义上是“商讨”,实则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。
李乐心里明镜似的,哈贝马斯这种级别的思想家,兼具“学术权威”与“公共发言人”的双重身份,在央校这种地方讲课,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在放大镜下解读。
组织方的谨慎,既是对客人的尊重,更是对“外事讲纪律”的恪守。正如宋主任私下对李乐交底时所言,“学术无禁忌,但外事讲纪律。尤其是央校的讲堂,分寸感就是生命线。”
寒暄几句,各自坐下。
宋主任侧身,从随身的公文包里,取出一份薄薄的文件,双手递给哈贝马斯。老爷子接过,李乐凑过去瞥了一眼。
封面印着标题,《全球压力下的民族国家》。
这是老爷子拟定的、在央校讲座的主题,在之前的讲义里重新整理了之后,被宋主任带走,说是内部讨论,这次又带着修改意见拿了回来。
“教授,您上次发来的讲稿大纲,我们认真学习了。”宋主任措辞谨慎,“您的见解非常深刻,对我们启发很大。这次请您来,一是当面表达感谢,二是,有几个小的地方,想跟您再请教一下,确保讲座能取得更好的效果。”
“请讲。”哈贝马斯放下文件,身体微微前倾,做出认真倾听的姿态。
宋主任斟酌着词句,缓缓道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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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表述委婉而周全。大意是,讲座的主题和核心论点,央校方面非常认同,也觉得很有价值。但在一些具体表述,或者说,在侧重点上,或许可以做一些微调。
比如,在分析“全球压力”时,是否可以适当增加对全球化积极一面的论述?比如,在讨论“民族国家”面临的挑战时,是否可以更突出强调那些发展中国家,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?
李乐一面翻译,一面观察老爷子的反应。
哈贝马斯静静地听着,脸上没有丝毫的不耐或反感。待宋主任说完,他沉吟片刻,“您的建议,有道理。”
“学术讨论,确实应该注意平衡。我的讲座,并非意在否定全球化,更非否定民族国家在当代的价值。我只是想指出,在全球化浪潮中,民族国家面临的困境,以及可能需要做出的调整。”
“如果能更清晰地阐明这一点,避免听众产生误解,我愿意在表述上做一些……微调。”
他看了看身旁的李乐,又看向宋主任,“具体的措辞,我们可以一起斟酌。”
宋主任明显松了口气,脸上的笑容更加真诚了些,“我们就是希望,这场讲座能成为一个纯粹的、高水平的学术交流,既展现您的思想深度,也……”
他没说下去,但意思到了。
哈贝马斯点头,表示理解。
接下来,气氛变得更加融洽。
宋主任主要负责“定调子”和“把握方向”,具体的学术讨论,更多地交给孔源和王晓欧。
孔源的问题很“哲学”。他从概念入手,与哈贝马斯探讨了“全球压力”中的“压力”一词,在中文语境里可能引发的不同理解。
“教授,您用Druck这个词,在德语里,既有压力,也有推动力、印刷的意思。”孔源说,“翻译成压力,是否可能偏向于负面?听众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种……过于被动的印象?”
哈贝马斯想了想,“Druck,确实有这层意思。我选择这个词,是想强调外部环境对国家主权、政策自主性等方面的……约束。”
“这种约束是客观存在的,我不想回避。但您的提醒也有道理。或许,在讲座时,可以同时说明,压力也意味着动力,是推动民族国家进行自我革新、适应新环境的动力。”
王晓欧的问题则更“实务”。他关注的,是哈贝马斯的理论,如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。
“教授,您谈到全球治理,谈到主权让渡,谈到后民族结构。这些概念,在您的理论框架里有清晰的定义。但是,在运用到对具体国家的分析时,是否需要考虑不同的历史、文化、制度背景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