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所会议室里坐满了人,气氛严肃。大屏幕上展示着欧洲传来的那份异常反应报告。
“……这三个病例的共性是,他们都属于我们分类中的‘高反应性免疫表型’。”陆小路指着数据图表,“也就是说,他们的免疫系统本身处于一种极度敏感、容易过度反应的状态。我们的调节方案成功抑制了肠道局部的过度反应,但可能在整个系统层面造成了某种压力转移。”
“就像按下一个弹簧,它会在其他地方弹起来?”蒋季同补充。
杨平静静地听着,等大家发言告一段落,他才开口:
“首先,感谢欧洲合作中心的坦诚和及时分享。科学进步需要这种对异常和失败的公开讨论,而不是掩盖。”
他走到白板前,开始画图:“这提醒我们,系统调节理论的核心是‘平衡’,但我们对‘平衡’的理解还太肤浅。有时候我们以为的平衡,可能是局部稳态,但忽略了系统间的动态耦合。”
他画出几个相互连接的圆圈,代表不同生理系统:“肠道免疫、皮肤、神经系统、血液系统……它们不是孤立的。当我们强力调节其中一个时,必须考虑能量、物质、信息的重新分配可能对其他系统造成的影响。”
“那怎么办?”一位年轻研究员问,“要真正抓住整体的平衡是非常困难的,它有赖于对该疾病机制研究的充分。”
杨平点点头,“我们因此要更深入、更精细地研究。这份报告的价值在于,它指出了我们理论目前的边界和盲区。我们需要更精细的系统建模,全面的基线评估,更渐进的调节策略,更智能的反馈调整。我们不仅要整理全世界对该疾病现有的机理研究,还要在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。
“这需要更多数据、更复杂的算法、更长期的随访。”杨平看着团队,“意味着更艰难的工作。但这就是科学,每个答案都引出更多问题,每个突破都暴露新的未知,我们已知的知识是一个圆圈而未知知识是圆圈的外面,这个圆圈越大,它与未知的接触界线就越长。”
会议室里,年轻研究员们眼中的迷茫渐渐被坚定取代。
楚晓晓举手,“我们下一步是重新分析所有现有病例数据,寻找‘高反应性’的生物标志物?同时设计新的动物实验,模拟这种系统间扰动?”
“对。”杨平点头,“而且要快,欧洲这三个病例是警钟。我们的理论在走向更广泛应用时,必须预见到并尽可能规避这类风险。这样才能不断进步。”
会议持续到上午九点。散会后,杨平独自留在会议室思考。
手机震动,唐顺发来信息,附了一张他们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的照片:“准备登机回家,一切顺利,但感触良多,见面详谈。”
杨平简短回复:“一路平安,回来直接休息,明天再聊。”
他放下手机,继续面对白板上的难题。对他而言,这才是真正的前线,不是斯德哥尔摩的聚光灯下,而是实验室和病房。
飞机穿越云层,朝着东方飞去。
唐顺和宋子墨并排坐着,两枚诺贝尔奖章小心地收在随身手提箱的夹层里。
“我一直在想,”宋子墨望着窗外翻涌的云海,“教授现在在做什么。”
唐顺闭目养神,“也许在解决欧洲传来的那个新问题,获奖对他来说不是终点,只是又一个起点。”
“我们回去后,会有多少媒体堵门?多少合作邀请?多少质疑声音?”
“很多,不过不用想那么多。”唐顺睁开眼,“教授说过,只要我们的工作足够扎实,数据足够坚实,时间会证明一切。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帮他挡住不必要的干扰,让团队能继续专注。”
“嗯,没错!”
“我们一起拍的那张照片,你发朋友圈了?”
“发了!你呢?”
“也发了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