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您给我挑个什么样的地方?”蒋阳好奇地问。
蒋震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。
“怎么,还想挑地方?”
“我的意思是——如果能挑的话,给我个穷点的。”
蒋震没说话。
蒋阳接着说:“太富的县城没什么好练的,GDP高、财政好,按部就班就行了。穷地方问题多、矛盾多、利益冲突也多——练出来的东西不一样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行。我让组织部安排。”蒋震的语气平淡,但一个“行”字里头,有很多东西。
蒋阳能听出来。
他爸这个人,从来不夸他。从小到大,不管他考第一名还是拿什么奖,蒋震的反应永远是“嗯”。但蒋阳知道,今天这个“行”字跟平时的“嗯”不一样。
“还有件事,”蒋震说,“刘洋进的人,后面可能会在你调动的过程中做手脚。比方说把你往某个特别偏远的角落一扔,让你三年五年出不来。这种可能性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。”
“我有数。”
“有数就好。去了基层,把身段放低。你在纪委养成的那套强硬做派——查案的时候好使,治理地方不好使。老百姓不吃你那一套。乡镇干部也不吃。你得学会用另一种方式做事。”
“……我知道了。”
“知道就行。”
电话断了。
蒋阳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,躺了下去。
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,从灯座延伸到墙角,弯弯曲曲的,像一条干涸的小河……
从刚到海城时候的茫然,到夜枭案,到魏国涛案,到今天。
这么长的时间里,他从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小警察,变成了省委书记高调表扬的干部。
可,代价是什么呢?
代价就是档案上多了一笔诫勉记录,被踢出了纪委系统,要去一个不知名的县城待上不知道多久。
值不值?
蒋阳想了想——没什么值不值的。该做的事做了,该付的代价付了。仅此而已。
他翻了个身,闭上眼。
明天还有两天的材料要整。
——与此同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