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但我调了一些数据,特别是燕京、沪海、羊城几个地方统计局、劳保部门这些年关于就业、职业教育、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对比的报告,还有几所类似189的职高内部流传的、不怎么对外公开的就业去向追踪表……”
李乐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划着,像在梳理脑中的线索。
“看完之后,我觉得,边缘这个词,可能不准确,甚至有点……有点轻飘飘的,带着一种俯视的怜悯,或者学术上的距离感。”
惠庆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,“哦?那应该是什么?”
“他们不是边缘,”李乐抬起头,目光与惠庆相接,“他们是底层,或者说,是城市劳动力市场里,最基层、也最尴尬的那一层。”
“怎么说?”
“您看现在的就业市场,”李乐语速快了些,带着梳理后的确信,“高端岗位,要的是名校、海归、高学历、亮眼的履历,拼的是智力资本、文化资本。低端岗位,建筑工地、流水线、餐馆后厨……要的是能吃苦、肯加班、不挑活儿、价格实惠的劳动力,拼的是体力、耐力和对低回报的承受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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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而这群人,城市户口,土生土长,甚至可能家里在这儿还有套老破小的房子。但他们正好卡在中间。学历拼不过大学生、研究生,甚至连好点的大专生都比不过。文化资本、社会资本,都薄弱。”
“可要他们去干那些最苦最累的低端活儿,他们又未必拼得过农民工。那些活儿,农民工也能干,可能干得更好,要求更低,更能忍。而且农民工背后,往往还有一个可以退回的乡土社会作为缓冲和心理依托,他们呢?他们的乡在哪里?退了,能退到哪儿去?”
惠庆微微颔首,他接过话头,“这就有了城市生存空间的冲突,一种结构性的挤压。就业与生计的挤压,公共资源的竞争,居住空间的区隔,甚至文化心理上的互相排斥。”
“对,”李乐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,攥成拳,“就业市场的挤压,好工作够不着,差工作竞争不过外来者。”
“公共资源的隐性挤压,他们的家庭,往往也处在城市公共服务覆盖的边缘或薄弱环节。”
“居住空间的挤压,城市化进程、旧城改造、房价飙升,他们熟悉的、赖以生存的市井空间、廉价的生活环境在不断消失。”
“社会认同的挤压,他们不被主流的成功叙事所接纳,也难以融入所谓的高层圈子,甚至和父辈那种单位人的稳定认同也断裂了。”
“城市在飞速发展,治理逻辑越来越精细化、技术化,甚至……某种程度上,越来越偏向精英化、效率优先。”
“招商引资、高新产业、人才引进、城市形象……这些是显性的政策语言。而像他们这样一群人的生存、发展、上升通道,在宏大的叙事里,声音是微弱的,甚至是失语的。他们成了发展快车上,被惯性甩在车厢连接处,有些颠簸、有些迷茫的乘客。车在往前开,他们也在车上,但脚下的地板,未必那么稳当。”
“所以,你的问题是?”惠庆拿起桌上的茶杯,没喝,只是捧在手里,像在借那点温度。
李乐深吸一口气,“我的问题是,在城市治理日益精英化的背景下,这个被结构性地挤在‘中间’的群体,他们的生存逻辑是什么?他们如何在资源有限、竞争激烈的城市空间里,找到自己的位置,或者,被迫接受被分配的位置?”
“他们如何应对就业市场的排斥和挤压?如何在房价高企、生活成本攀升的压力下维持体面的生存?他们的社会网络是什么样的?是封闭的、同质化的,还是能够提供向上流动的资源和机会?”
“他们的身份认同,是更倾向于‘市民’,还是某种混杂的、甚至自我贬抑的认同?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期待?这些期待是现实的、可能实现的,还是被结构性地扭曲、压制、甚至消解的?”
“他们的。。。。。。”
他一口气说了很多,像拧开了水龙头,起初是试探的滴答,随即涌出成股的水流。
惠庆没打断他,只是安静地听着,目光落在窗外那棵梧桐树上,仿佛在数叶子。
等李乐说完,惠庆拿起茶杯,慢慢呷了一口。茶已经凉透了,他皱了皱眉,还是咽了下去,“看到了结构,看到了夹缝,看到了尴尬的处境。那么,怎么研究?”
“老规矩,先进入田野。”李乐显然有过思考,“不贪大,不一定一开始就追求大样本的统计代表性。可以先做几个深入的个案追踪,或者,选择一个特定的、有代表性的场域,进行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。”
“比如?”
“比如在燕京,就以189职高,或者类似的一两所职高为切入点,选几个有特点的学生,做深度个案。把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、家庭背景、社会关系网络、自我认知、对未来的想象,尽可能摸清楚。”
“然后,”李乐手指在桌面中划了一条线,“顺着时间轴和空间轴往下游延伸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