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既有关于其公共领域理论在跨国语境下的适用性,关于交往理性如何应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,关于“生活世界殖民化”在当下的具体表现等等。
哈贝马斯一一作答,李乐精准传译,思想交锋,妙语迭出。
比如一位头发花白、戴着厚厚眼镜的老教授站起来,用流利的德语向哈贝马斯提问,大意是,他的“交往理性”是否过于理想化?忽视了现实中根深蒂固的权力不平等,强者总是有办法让弱者“自愿”接受对他们不利的安排。
哈贝马斯听完,沉思了片刻,然后缓缓答道,他承认现实中的交往总是受到各种权力的扭曲。
但“交往理性”不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,而是一个规范性的理想。
它提供了一个衡量现实的标准,一个努力的方向。就像康德笔下的“星空”,你也许永远无法真正抵达,但只要抬头仰望,就不会迷失方向。
李乐翻译这段话时,特意用了“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”八个字。台下响起了会意的低语。
接着,一位中年教授向哈贝马斯提问,关于交往理性在价值多元时代是否可能的问题。
老爷子回答时,李乐流畅翻译,并在几个关键概念上做了精妙的转换,将“价值共识”译为“重叠共识”,并引用罗尔斯的理论做了简短补充,让对话更易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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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样,一个接一个问题,老爷子有时会多说几句,有时却只是给出一个简短的“是的”、“我不这么认为”、“这点可以看某本书或者某个时间的论文”。
而问题在朝老爷子飞过去之后,终于也有冲着李乐来的。
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抢到话筒,问题抛向李乐,“李乐师兄您好,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。您刚才提到,我们用鼠标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,看似是主动,但实际上是被选择的。”
“那么,在这种主动选择与被动塑造的纠缠中,我们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?或者说,在一个越来越趋向同质化的讨论环境里,我们还能不能找到那个‘批判’的支点?”
问题问得很实在。李乐微微沉思了一下,然后抬起头,目光直视那位提问的学生。
“先说一点,其实,我不是很喜欢独立思考这个词儿。我的看法,首先需要承认一个前提,我们很难做到绝对的独立思考。没有人的思想,是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。”
“我们读的书,受的教育,接触的信息,所处的环境,都在塑造着我们的认知框架和偏见。意识到这一点,或许比信奉自己拥有所谓的独立思考的能力,更为重要。”
接着,李乐想了想,像是在斟酌接下来要说的分量。
“至于那个批判的支点……”他的声音略微拔高了些,“批判的支点,不在天上,也不在远方。它就在你此刻站立的这片土壤里。在你的生活经验里,在你对你身边正在发生的事,最直接的感受里。当你觉得不对,觉得不舒服,觉得某人某事违背了你所认同的、最基本的公平与正义时,那种直觉,那份困惑,就是批判的起点。”
“剩下的,才是如何去弄清楚,究竟是哪里不对,为什么会不舒服,以及,我们可以为此做些什么。”
“这个过程,需要知识,需要方法,也需要勇气。但第一步,是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,谢谢。”
又有人问李乐,他对网络公共领域的诊断似乎过于悲观,有没有可能,那些看似“非理性”的网络喧嚣,本身也是一种“交往形式”?一种被压抑的声音,在寻求表达的另类方式?
李乐想了想,先感谢了这位的提问,然后说,他同意“喧嚣”也是一种表达。
但表达不等于交往。交往的前提是“回应”,是愿意倾听对方,是准备被对方说服。而当下很多网络争吵,是“自说自话”,是“鸡同鸭讲”,是“我用我认为正确的道理,砸烂你的狗头”。这不是交往,这是独白的堆砌。
“当然,我也要反思。我作为一个学院派,看网络上的非学院派表达,是不是本身就带着某种傲慢?是不是总想着要去启蒙别人,去教育别人,而不是平等地交流?这是我自己需要警惕的。长篇大论水字数,是一种极为不道德和欠抽的行为。”
这番自我批评,赢得了读者老爷们不少掌声和催更。
之后又有几个问题给了哈老爷子,眼瞅着主持人开始看表。忽然,“我想向李乐同学提个问题。”
所有人都看向那个方向。
是芮先生。
燕大的镇校之宝,这位,什么时候来的?
全场瞬间安静下来。连呼吸声都轻了。